今年英国大选以保守党胜利为结果的落幕之后就紧接着工党前党魁米利班德的辞职，继而工党迎来了一位颇受争议的新党魁——杰瑞米·科尔宾（Jeremy Corbyn）。科尔宾之所以忽然之间成为了工党新贵以及英国各大媒体的重点报道对象，主要是因为他那些极为吸引眼球的、极左的政治诉求，譬如要求教育系统免费、提倡能源产业国有化、号召取消核的持有能力等等。有报道称这是自1932-35年乔治·兰斯伯里（George Lansbury）以来，工党选出的最左翼的党魁。科尔宾的这些诉求与英国保守党当道的、愈发回归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的社会现实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但也一定程度反映了英国社会中对保守党政策的反对声音。在科尔宾宣布成为工党新党魁后的一个民意测验中显示，其中有至少3/4的人对他是持积极肯定的态度。很多受访者都认为他能够代表真正的英国普通老百姓（he’s one of us）。然而由于科尔宾作为一个左派政治人物的处境和经历都十分独特，因此关于他究竟最终会给英国的政治格局带来怎样的影响目前还很不明晰。

 

 

早年经历

 

 

科尔宾出生于1949年5月26日，今年66岁。他的母亲是一位数学老师，父亲是一位电气工程师。家中一共有四个男孩，科尔宾是最小的一个。他的父母在年轻的时候曾经是积极的和平主义者，两人在1936年到1939年的西班牙内战期间相识。科尔宾早在上高中的时候就加入了当地的工党，并成为了一个非常积极的青年社会主义者。高中毕业后他参加了“海外志愿者服务”（Voluntary Service Oversea）前往了牙买加，成为了全国公共雇员联盟（National Union of Public Employees）的全职官员。与此同时他也试图进一步攻读本科学位，但仍然在一年后放弃了。他之后又任职于全国制衣工人联盟（National Union of Tailors and Garment Workers），并在1974年被选举为Harringgay Ward的评议员（Councilor）直到1983年为止。在此期间他曾经为Tony Ben（前工党议会成员）的竞选团队工作过，尽管Ben的竞选以失败而告终。1982年，科尔宾被选为北伊斯灵顿地区席位的工党候选人，并在隔年普选时正式成为了该地区的议员。在这之后，他立刻加入了社会主义运动团体（Socialist Campaign Group），并且于《晨星报》（Morning Star）开设过自己的周刊专栏，且该专栏一直持续到现在。

 

科尔宾的青中年时代一直扎根于英国社会的最基层，并且十分积极地参与到各种各样的政治性的社会活动中。1984年，科尔宾曾因为反对南非种族隔离政策在南非驻伦敦最高专员署前示威而被逮捕。2003年他也参与了据说是英国历史上最大规模反对攻打伊拉克的群众示威。而在2009年的议员开销丑闻的爆料中，科尔宾被发现是使用开支最少的一位国会议员。因此，尽管科尔宾在被选举为工党新党魁之前一直是工党内极左的边缘人物，但他的群众基础非常夯实，是草根阶级的不二代表。虽然在工党内部的国会议员投票中科尔宾是四名党魁候选中被提名人数最少的一个，但是他有来自英国两大工会——联合工会（Unite）和英国公共服务业总工会（UNISON）的鼎力支持，因此科尔宾获得了工党145个支部的提名支持，是四位候选中最多的。

 

 

争议性的由来

 

 

尽管科尔宾在群众中是如此的受欢迎，他的当选在工党内部仍然是充满争议。前首相布朗（Gordon Brown）、布莱尔（Tony Blair）和金诺克（Neil Kinnock），前内阁大臣斯特劳（John Straw），前国务大臣大卫·米利班德 （David Miliband）都发表过反对科尔宾当选为工党党魁的观点，声称如果科尔宾当选为党魁，工党将在2020年的大选中毫无胜利的可能。虽然工党一直以来以左派自居，但是自上个世纪90年以来，工党的主流成员就开始采取了“第三条道路”的政治路线。“第三条道路”实际上是英国前工党首相托尼·布莱尔的导师安东尼·吉登斯在他的同名专著《第三条道路》中提出来一种社会发展主张，也称为新中间道路，在立场上属于中间偏左。这种主张的政治经济理念是处在新自由资本主义和传统社会主义中间的一条道路，是社会民主主义的一个流派，在工党的内部也被称为布莱尔主义。托尼·布莱尔在任英国首相期间，放松对各种企业的监管内容、多次降低企业税、大力督促失业者重新就业，并且不断加大对交通、通讯、社会服务等基础设施的公共投资。布莱尔主义或者第三条道路按照捷克经济学家奥塔·塞克的总结就是“人文关怀和经济效率的结合，也是国家计划干预和合作社式资助企业市场竞争的结合，是一种混合经济的道路”。

 

然而杰瑞米·科尔宾则号称是“布莱尔主义的终结者”。据统计，自2001年以来由于反对工党的布莱尔主义的政治主张，科尔宾在英国国会表决中曾经违抗党鞭的指示超过500次。他长久以来反对布莱尔所推行的“第三条道路”中间主义路线，尤其是他强烈反对布莱尔当任时附和美国对伊拉克采取的军事行动。目前看来，科尔宾主张通过政府开销而非紧缩政策取刺激经济增长、增加向最富有人士征收的所得税可能高达50%、支持实行屋租统制、限制私人房屋的租金定限、取消大学学费、立法制定更高的生活工资、坚持反对发展核武器以及支持重新国有化英国铁路等等。这些计划和主张都十分深得广大英国群众的心，并且不由自主地让人联想到了采取中间路线以前的英国工党的主张。科尔宾这次作为工党党魁的胜出也被认为是英国工人阶级重新夺回属于他们的工党的标志性胜利。

 

然而，由于科尔宾的号召太过理想主义，很多人包括支持他当选的普通英国老百姓也会不禁地想问一句“具体的执行计划呢？哪儿来的钱去完成这些变革呢？（Where’s the detail – and where’s the money?）”。路透社文称，现任英国财长保守党人奥斯本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我童年和年轻时的大部分时间里，工党领袖们接连改革了工党的章程。金诺克、史密斯和布莱尔都这么做了，以确保工党更植根于英国人的所需”，“从外部观察者的角度看，似乎一代人的努力在12个月里被浪费了”，“科尔宾已经让两位工党领袖候选人变成了左翼。他显然获得了工党内很多活动人士以及工会运动的支持”，“因此这不是单个人的问题。我认为这是一个政党和一个运动走向错误的方向……如果他们想回到上世纪80年代，随他们。保守党不会那么做”。

 

 

科尔宾对工党的影响

 

 

科尔宾本人从外形到生活细节都是一个再典型不过的英国左翼的作派——花白头发、满脸络腮胡子、穿着皱巴巴衬衫的素食主义者。显然是受到了他那一双积极投身社会活动的父母的影响，科尔宾的一生都在尽心尽力地为自己的民主社会主义信仰不懈奋斗着。他的支持者们说：“科尔宾是工党灵魂真正的守护者，他是迟到的觉醒’、‘科尔宾是唯一说人话的政治家”。当然，反对他的人说他的出现是工党“因大选败北而出现的精神创伤”、是“工党领袖在错误的布莱尔主义后的愤怒反冲”。提出“布莱尔主义”的前工党党魁布莱尔批评科尔宾的政治纲领十分“过时”，认为如此一来工党就相当于是直接败给了保守党。反对人士还称科尔宾是如今保守主义回潮下的英国尚存的社会主义幽灵。然而幽灵的魅力势不可挡，在之前的党魁竞选当中，科尔宾的演讲场场爆棚，无论在网络还是传统媒体，他的关注度都极高。科尔宾的当选不禁为工党赢回了那些因为布莱尔主义而疏离该党的老党员，还为工党吸引来了许许多多年轻人对政治的兴趣。科尔宾当选后，就有一万五千人加入了工党。在今年年中大选中被抨击失去了自己独特政治立场的工党，似乎在科尔宾的出任之后如同注入了新鲜血液一样重获了新生。

 

然而他的号召力能不能转化成一个有效的、成熟的政治运作系统，目前看来还是一个未知数。科尔宾许多激进且不切实际的、具有明显共产主义倾向的政策，譬如废弃核弹、发行更多钞票分给穷人、制裁以色列、支持巴勒斯坦人回归等等，都似乎只能作为一个宣传噱头而无法真正地贯彻执行。科尔宾包括实现能源和铁路公司国有化在内的竞选纲领并未获得工党议员的太多支持。工党内的很多资深政治人物已经宣布不会加入科尔宾的班子。由此看来，科尔宾出任工党党魁的这一决定给工党带来的不见得都是好的结果。科尔宾是否有能力维护工党内部的团结同时保留自己的极左诉求是目前看来工党所面临的最大挑战。

 

 

最后

 

 

由之前的介绍可以看出科尔宾早年间作为一个社会活动家的经历对他的整个政治立场有着深刻的影响。也正是因为他这样的出身让很多英国百姓觉得他是一个能从人民切身感受出发的“清官”。网上流传一张80年代时科尔宾和卡梅伦的对比图，其中因为抗议正在被警察逮捕的科尔宾和一旁年纪轻轻一副公子哥模样参加某著名上流阶级子弟聚乐部的卡梅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显然，无论是在中国人还是英国，老百姓们都还是爱苦出身。而另一方面，由于工党的部分成员总结他们在大选中失败的原因是因为不够激进，他们认为，想要获取更多支持，就要更加态度鲜明，所以工党目前的紧要任务就是使自己看起来有趣、有特色。于是顺理成章的，科尔宾这样一个出生工人阶级、代表工人阶级的典型人物就被树立起来了。

 

然而，更主要的原因则是取决于当下欧洲左转的政治气候。早在英国出了个“科尔宾”之前，希腊就出了个‘Syriza’极左联盟、西班牙就出了个“我们可以党”。这些左派政治势力的异军突起凸显了2008年金融危机后的余波给欧洲的政治结构带来的破坏。一方面，像英国这样的资本主义国家由于急需在上一波经济危机的大浪中恢复往昔的繁荣，因此出现了执政党右翼势力猛抬头的趋势。而另一方面，像希腊这样在欧盟经济体中属于被牵制的国家则逐渐培养出了反抗新自由主义经济体的力量。不仅仅是在欧洲，全世界范围内都有这样趋势，只不过欧盟作为一个共同的经济体，矛盾冲突更加的明显。而具体到个别国家的内部也出现了日益明显的“富人”与“穷人”的政治诉求的分裂。在以上的背景下，科尔宾的出现以及工党的紧急左转弯似乎都变得十分合理了。

 

无论科尔宾是作为一个工党用来重新品牌包装的过渡期道具也好，抑或是从他自己的角度来看真的是打算为英国尚存的工人阶级做点好事也罢，科尔宾出任工党党魁这个爆炸性的政治动态仍然为英国过去十几二十年呆板的政治格局带来了新的气象。然而这个新气象究竟是欧洲左派之魂的昙花一现，还是一个可持续性发展的政治常态，单靠一个科尔滨的上台是远不能够说明问题的。在当下全球化的世界中，没有一个国家能够脱离国际背景来制定自己的国策方针，这也如同安东尼·吉登斯在一次采访中解释为何“第三条道路”已经走不通时说的那样：“语境变了，全球化和信息革命打破了过去的确定性 …… 世界被全球化和互联网打开了，没有人可以关闭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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